近日，由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分子生物研究所领导的开放式抗菌药物发现组织（CO-ADD），发起了“全球搜寻新抗生素”项目，邀请全球化学家提交自己的化合物，进行抗菌活性筛查。CO-ADD发言人马克·布莱斯科维奇称，未来具有高耐药性的细菌很可能会迅速传播。这也是该组织发起这一项目的原因所在，希望在“超级细菌”来袭前寻找到下一代抗生素。

徘徊在抗生素灾难边缘

细菌产生耐药性，是当前全球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CO-ADD负责人马修·库珀表示：“我们正回到前抗生素时代，那时甚至连简单的感染都会导致死亡。”多重耐药性细菌已使得医生在面对某些细菌时无药可用。如今广泛使用的抗生素药物最初在临床中应用效果良好，但在几年后，细菌便产生耐药性。过去的几十年里，科学家一直在研发新的抗生素，与耐药细菌赛跑。

为解决细菌耐药性问题，很多国家都在鼓励医生慎用抗生素。中国抗生素的使用一度饱受诟病，但一直从事抗生素研究的上海盟科医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袁征宇认为，中国境内细菌产生的耐药性与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区别并不大。

不过，慎用抗生素这一倡议也存在“好说，不好做”的现实问题。“对一些急染，不用抗生素有可能耽误治疗，但我们建议尽量慎用、不要滥用。”袁征宇表示。

除了倡导医生在临床中正确使用抗生素，解决细菌耐药性问题还需要研发新药物。此外，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研究员罗佗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寻找新抗生素的同时，还需要理解细菌产生耐药性的机理。有时改变原有药物的用法或联合使用多种药物，也有可能解决耐药性问题。

寻找新的抗菌靶点

如今普遍应用的抗菌药物，多是通过抑制细菌的细胞壁合成、蛋白质合成、DNA转录等方式杀死细菌。在寻找下一代抗生素的同时，科学家更希望找到新的抗菌机理。“目前抗生素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靶点蛋白相对有限。”罗佗平表示，研究人员一直在寻找新的抗菌机理，希望能找到新的抗菌靶点。

不过，对于CO-ADD采取的化合物抗菌检测手段，袁征宇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这种做法产生的效果不会很好，因为能用这种方法找到的抗菌化合物都已被找到。他担心，再用这样的手段检测、找到有价值的新发现会比较困难。

不过，布莱斯科维奇表示，自CO-ADD开始寻找新的抗生素至今，来自全球26个国家、88个研究机构的2万多个合成物已接受了抗菌检测。他们已在检测中发现了一些有希望的化合物。虽然它们能否作为抗生素使用还须进一步研究，但布莱斯科维奇对通过检测寻找到新抗生素十分有信心。

罗佗平也于近日提交了自己的化合物库，希望通过检测找到具有更好抗菌活性的化合物。当然，也能借此排除不具有抗菌活性的化合物，为后续研究试错。“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但可能还得有更多人加入到这项研究中。”罗佗平告诉记者。

重拾被冷落的研究

人类与细菌的抗争从未停歇，但抗生素研究的黄金时期已是50年前。在那之后，科学家一度认为，人类找到了足够多对抗细菌的抗生素，研究的热情与积极性逐渐减弱。近几年，科学家发现，面对一波又一波的细菌侵袭，人类已经到了无药可用的境地。从2010年南亚发现的超级细菌NDM-1，到2013年以英国为发源地的LA-MASA，媒体一次又一次渲染“超级细菌”来袭的危机感。然而，细菌耐药性问题并非今日才出现，科学家为何对抗生素的研究却一度停滞不前？

据悉，自1992年起抗生素研究一度进展缓慢，原因在于已经找到的抗生素药物让新药物的寻找越来越困难，研究的创新性遭到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科学家继续研究的积极性。值得庆幸的是，在耐药性细菌尚未普遍出现前，科学家和各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耐药菌给人类健康带来的严峻挑战。近年来，抗生素研究的利好政策不断出现，抗生素研究有所回暖。

不过，从寻找新的化合物到将它们设计为抗生素并获准临床应用，需要漫长的过程。因此，在布莱斯科维奇看来，抗生素研究十分紧迫，“如果我们现在不开始寻找新的抗生素药物，等到耐药细菌传播开来，就太迟了”。

对于新抗生素，罗佗平也有着自己的担忧。“如果新的抗生素出来，作用机理是全新的，对抗药病菌效果很好，反而不能大规模使用。”他担心，一旦大规模使用，就会产生抗药性，过去的抗菌、抗病毒、抗寄生虫药物都曾面临这样的问题。